大省的“突围”：体制机制成就浙江先发优势

　　杭州10月19日电(柴燕菲 王逸飞)GDP由1949年的15亿元增长至超5.6万亿元，居中国第四位；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和34年全国居首……在地方发展跑道上，浙江是公认的“种子选手”。

　　“大省”“强省”标签背后是发展历程的筚路蓝缕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海防前哨之地的一穷二白，到实现温饱、小康和全面小康；从计划到市场，再到民营经济崛起；从一次次突破旧体制藩篱，到全面深化改革瞄准高质量发展……没有先天优势的浙江，用持续“突围”赢得了先发优势。

　　这其中，建立起调动和激发千百万人积极性、创造力的体制机制是核心一环。其改变了浙江发展面貌、建立着发展优势、塑造起发展环境，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无数生动、丰富故事中独特的发展样本。

　　富民强省：绝对贫困转身全面小康

　　浙江临安，开网店卖山核桃的白牛村村民已为“双十一”忙活了。该村原是当地最穷村庄之一，现有淘宝店68家，去年人均收入3.35万元。

　　在浙江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116元和47元，增至5.56万元和2.73万元。包括该变化在内，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成为浙江的历史性转变。

　　千方百计促民富，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——以此为出发点，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浙江的重要方法论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该省在全国第一个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——实现包产到户。1966年成为首个超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亩产指标省份。工业上浙江推进公私合营，实行手工业合作化，兴办全国最早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。

　　伴随着改革开放，浙江加大体制机制创新步伐。

　　至20世纪80年代，农业结构长期是“粮经特”——先保证粮食生产，再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。为让农民富起来，浙江提出按比较优势原则调整农业结构为“特经粮”，由此其农业走上商品化路子。

　　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，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，让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劳动力，浙江的方向也是后来“三农”改革的方向。

　　包括推进农村工业化、大力发展专业商品市场、率先停征农业税在内，几十年中，体制机制优势让浙江实现了率先发展。21世纪初，该省GDP超6000亿元，跃升中国第一梯队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9279元和4254元。

　　为推动新一轮发展，2003年浙江提出“八八战略”，开宗明义强调“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”。以其为指引，不断缩小贫富、城乡、区域差距，成为该省富民强省实践的重要特征。

　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，浙江启动山海协作工程。以山区县庆元为例，协作地长兴县每年资助50万元帮助其改善办学条件。2019年长兴已拨付帮扶资金173万元，总计538万元。

　　缩小城乡差距，该省启动“千万工程”、县域医共体建设等，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涌流、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。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农民收入破1万元、2万元的省，全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，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省。

　　民营经济：从不得不然到深以为然

　　主动向体制机制要优势，浙江亦在“起家”过程中建立起自身发展特色。民营经济的成长即是体现。包容、倒逼、服务等关键词，串联起了浙江这一故事。

　　1980年，浙江颁出改革开放后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；1982年，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……回顾浙江民营经济的发轫，体制机制优势最初以包容态度这一外在形态表现出来。

　　这种包容，是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喊出的“出了问题我负责，哪怕丢掉乌纱帽”；是温州民营经济因“八大王”事件噤若寒蝉时，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“重点户专业户”千人大会上亲自为个体户颁奖。

　　后伴随民间经济创新的活跃，浙江有形的体制机制开始发挥更大作用。

　　1992年，浙江一方面给原来挂靠集体戴“红帽子”的企业帽正名，同时推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，推动非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占到经济总量的50%以上。

　　新世纪初，面对要素短缺、环境承载力制约等“成长烦恼”的浙江，在“八八战略”指引下提出“凤凰涅槃、腾笼换鸟”。“淘汰落后产能”“三改一拆”“五水共治”等在十余年里先后施行，浙江民营经济因倒逼焕发新质地。

　　“我们引进废水重复利用技术和先进生产线，因降低了耗水量和人工成本，总成本反而降低了。”金利纸业负责人胡永明说。其所在的杭州富阳，此前提出的三年时间淘汰全部670万吨造纸落后产能目标已近完成。取而代之的是高端装备制造、数字产业等。

　　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，到近年持续下行的外部经济环境，经历倒逼的浙江民营经济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，增加值从十多年前不足万亿增长至超3.5万亿。

　　愈发严峻的经济形势下，浙江以体制机制服务民企的力度也不断加码。

　　去年，该省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1条意见，把市场准入、融资难、融资贵等问题通过政策方式支持解决。浙江11市也制定叠加政策。今年，浙江部署开展服务基层、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的“三服务”活动，其中服务民企成为重点之一。

　　2018年，民营经济已占据浙江GDP的65%，税收的74%，出口的77%。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说：“浙江民营经济经历了从不得不然到自然而然再到深以为然的发展。其中可深深感受到群众与基层的创造性活力之伟大，及政府长期不懈努力之艰辛。”

　　环境再造：效能革命催发内生动力

　　内部活力不断激发，关键还有一次次冲破旧体制机制，再造更符实际的现实环境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浙江打造的宽松环境塑造了个私经济发展、温州模式、义乌小商品市场等。关于浙江的“大市场小政府”“无为而治”等评价也由此而来，在侧面体现着该省的独特“智慧”。

　　无为与有为从不能绝对定义。长期以来，浙江政府“不恋权”——向市场放，也向基层放，义乌是一个缩影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，快速发展的义乌遇到了种种体制机制瓶颈。如国有银行在义乌只能设县级支行，授信权限低导致融资难；企业进出口备案登记、减免税等要跑到金华海关办理……

　　“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”。2006年，浙江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。除规划管理、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，赋予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，金华市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。义乌一时被称为“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”。GDP从2005年的300亿元增至如今的1200余亿元。

　　浙江同样把体制机制效能革命延伸至政府内部。

　　三年前启动的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技术支撑，通过改革体制机制、流程再造倒逼政府自身改革，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。目前浙江已实现省市县三级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100%全覆盖，满意率96.5%。

　　“‘最多跑一次’改革最大特点是简洁明了，提法之易懂、目标之清晰、要求之高是多轮审改所未曾有过的。”卓勇良表示，其体现了浙江提高政府治理水平、政府效能，减轻地方、机构和个人负担的决心，在源头上提升了经济社会运行效率。

　　当下，此改革一方面在浙江不断扩大外延，延伸至公共服务领域。如医疗领域，费用结算医后付、刷脸就医已稳步推进。另一方面，以其为牵引，一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亦在浙江展开。工业领域推出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，项目领域推出“标准地”改革……

　　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公开表示，“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、瞄准顽症痼疾、找准主攻方向，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突破、纵深推进，努力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。”(完)